作为习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福建厦门通过36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生动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以及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如今，绿色发展理念已贯穿于厦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而厦门实践也成为全世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最佳案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定义为“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或人工ECO，从而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益处的行动”。厦门实践，发端于36年前的筼筜湖治理。从山顶到海洋，厦门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通过大规模、多尺度、长时间序列的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行动，增强了城市韧性和人民福祉，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为世界海湾型城市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生动的中国方案和智慧，并引领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向，也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最佳案例。

  厦门是一座海湾型城市，由厦门岛、鼓浪屿及内陆沿海地区组成，国土面积为1912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为157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333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约为90.19%。厦门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季雨量超过全年总雨量的80%；境内河流均属独流入海的山溪性河流，源短流急；人均水资源量为290立方米，约为全国中等水准的14%，属极度缺水城市；拥有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各类海洋生物近2000种，其海域内的文昌鱼和中华白海豚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厦门与全球其他海湾城市一样，曾一度面临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过度开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严重的社会挑战。

  气温及海平面上升，威胁人类福祉。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已导致厦门气温及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增加等问题。1989年以来，厦门地区平均每10年增温0.56摄氏度；2000年以来，其年平均暴雨日数比20世纪60年代增加5.40天。相关模拟预测表明，到2056年，厦门海平面最大上升高度为16.90厘米。海平面上升加剧了风暴潮灾害破坏程度，而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栖息地受损则会降低城市排污、排水管网和河道等的排泄能力，增加沿海地区遭受洪涝威胁的风险。

  过度开发及围海，生物多样性丧失。厦门快速城市化导致建设用地大规模扩张，生态用地被侵占，物种栖息地不断减少。高强度开发和滨海大道的建设等，还使厦门本岛全线大规模的沿海防护林被砍伐，生态调节缓冲带消失。历史上，厦门东屿红树林湿地是白鹭良好的觅食地，但历经数十年的围海造地后，其原生湿地红树林所剩无几。与此同时，厦门陆域主要流域受人为干扰严重，填塘平沟、截弯取直、天然水道屡遭破坏；而河道硬质化、渠道暗涵化、明沟“三面光”，又造成渗、蓄、净能力降低，导致水生动植物生存条件差，环境承载力不足，ECO脆弱。

  水动力不足，海湾生态环境退化。从20世纪50年代起，厦门先后修建了高集、马銮等7座海堤，产生了明显的“海堤现象”。修堤前，厦门岛四周海域海水可自由流动，水体交换量大，稀释扩散能力强。而海堤的建成，则直接影响了海域潮流动力的自然循环，导致海域潮流动力减弱、输沙不畅，进而造成海域沉淤，纳潮面积锐减，海水的稀释净化功能受一定的影响，海域污染加剧，海洋生态恶化。

  1985—1988年，习同志任福建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特别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修复协同共进。

  1985年12月，习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针对加强采石、采砂管理，提出总的原则：对于岛内要采取最大限度的保护，对于岛外、郊县，也要加强管理、规划和审批。1986年，厦门颁布《厦门市沙、石、土资源保护管理暂行规定》，要求采挖前都应编制采挖和整治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进行整治。

  1986年4月，习同志深入厦门市同安区白交祠村和军营村调研，作出了“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重要指示，即山上植树造林，山下种果种茶，发展多种经营。

  1986年8月，习同志牵头组织编写《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战略》，首次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特区发展的策略重要目标。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中最早编制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规划。

  1988年3月，习同志主持召开关于加强筼筜湖综合治理专题会议，创造性提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此后30多年，厦门持续推进筼筜湖治理，使昔日黑臭的筼筜湖变成了今日的“城市会客厅”。

  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同志深入厦门调研，强调要重视保护海湾生态，加强对近海水体的保护，抓好西海域综合整治，防止水源和海湾水体污染。厦门开启了以海湾为单元的生态保护修复的新篇章。

  厦门实践以“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为指导，通过划定生态红线、“山上戴帽”恢复公益林等方式，对生态空间进行保护和养护；通过“山下开发”多功能ECO服务等方式，对农业空间实施可持续管理；通过矿山废弃地、溪流和海湾的修复等方式，对受损空间进行恢复或重建这种基于自然的系列行动，来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城市韧性和百姓福祉，使厦门市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前列、作示范，并打造了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成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最佳案例（见图）。

  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编制空间规划体系，建设“海绵国土”。厦门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海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编制《美丽厦门战略规划》，成为中国“多规合一”空间规划首批28个试点市（区、县）中唯一的大城市。厦门一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平方公里，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平方公里，最大限度地保护全市原有的森林、河流、湖泊、湿地、坑塘等生态敏感区，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各种关系，维持城市的自然生态格局和特征；二是实施《厦门市水弹性城市专项规划（2017—2035）》和《厦门市水弹性城市建设管理规定》，将海绵城市控制指标落实到空间规划“一张图”图斑上，实行用途管制。2023年，厦门城市建成区达到海绵城市标准的面积已超过三分之一；三是实行陆海统筹规划，完全解决过去规划重陆轻海、重开发轻保护，强调海岸海岛的人工化、产业化开发，而忽视海洋海岸的开发保护统筹，造成大量海岸人工化、设施化及自然岸线缩减与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以厦门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陆海融合发展与统筹保护，真正的完成陆海从隔离向融合发展转变，使“所有景观是生命共同体”从理念变成了行动。

  “山上戴帽，山下开发”，提升ECO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实现农区可持续管理。历史上，厦门西北部山区的村民靠山吃山，将山顶森林砍掉烧炭换钱，使得民穷山秃。按照“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发展思路，两村被砍的山上树木全部恢复为公益林，山下种植果树、茶叶，发展生态旅游，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的200多元增加到2023年的4万多元。在脱贫致富提升百姓福祉的同时，两村水土流失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军营村还获得首批农业碳票，村里5715亩茶园被纳入碳汇认证体系，并以每吨碳汇6元的价格成功售出。这种“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发展思路激发出村民们参与生态系统恢复和脱贫的积极性，并在厦门全市农区得到推广。

  2015年，厦门出台《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实施建议》和《关于进一步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意见》，发展形式多样的生态休闲农业、创意农业，推动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能向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拓展，实现了农区可持续管理，提升了农区ECO的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资源开采向知识创造转变，修复废弃矿地，重建更好的生态系统。厦门花岗石资源比较丰富，其中石板材生产是传统产业。但开山采石造成山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影响了市容市貌。习在厦门工作期间提出，采矿前要编制整治方案并严格按照方案进行整治。这比国家层面提出矿山开采要编制复垦方案的要求早20多年。厦门对历史遗留的100多个废弃矿山按照“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采取工程治理、自然恢复（适度人工辅助）、转型利用三种模式，分级分类推进废弃矿山整治。

  如，厦门软件园（二期）就是废弃矿山转型利用的典型。厦门软件园园区在规划设计上因势利导，“变废为宝”，将废弃采石场旧址改建为园区公园，而公园核心区的景观人工湖就是原来的采石坑。从废弃采石场到现代化软件园，整个区域经历了从资源开采向知识创造的转变，实现了废弃土地再利用，同时也促进了当地高新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繁荣。目前，仅在厦门软件园（二期）就已集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相关企业3600余家，产业人口超6.70万人。

  截至2023年年底，厦门废弃矿山地质环境修复率达100%。其中，采用自然恢复方式恢复山林面积424.70亩，采用工程治理方式恢复山林面积4164.60亩。这些都有效提升了植被覆盖率，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

  拆改硬化海堤与河堤，恢复水动力及其自然过程，协助自然恢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厦门先后建起了高集、集杏、马銮、钟宅、东坑湾、大嶝等7座海堤。然而，海堤切断了环岛海流通道，阻断了东、西海域水体的交换，使得海域水动力减弱、泥沙淤积加剧，造成种植的红树林被淤泥覆盖，并导致全市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受到严重破坏。此外，海堤还阻断了中华白海豚的游弋通道。加上大规模养殖等过度利用海域，使得全市水域面积缩减，生物多样性下降，城市可持续发展受阻。

  为此，厦门通过破堤建桥、退垦还海等措施，全部拆除7座海堤，实现了近60年来首次东、西海域水体的自然融通，并使其水体交换能力提高30%。同时，厦门海域也恢复了流畅的水动力环境，使得海洋生态环境得以改善，海洋自然生态过程得以持续，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空间也得以恢复。

  此外，厦门坚持河海联动，围绕全市9条主要溪流的465公里河道全面建设安全生态水系。厦门将“工程治水”转变为“生态治水”，由“单一治理”转变为“系统治理”，并将原来的渠化、硬化设施拆除，恢复溪流自然弯曲的河岸线、深潭、浅滩、泛洪漫滩。2017年，《厦门市水系生态蓝线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城市建设区按照堤防堤脚外沿线米确定水生态蓝线，不得随意占用，为溪流自然恢复留下更多生态空间。

  围绕海湾治理“20字方针”，明确生态恢复连续体的方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高水平恢复。历史上的筼筜湖由于过度开发和海堤建设而导致水质黑臭、鱼虾绝迹，红树林及白鹭栖息地也因而消失。1988年，习在厦门工作期间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筼筜湖治理“20字方针”。厦门按照此方针要求，不但让全市变得水清岸绿，还将清出的淤泥用于填造白鹭岛滩涂，种植红树林，为白鹭提供栖息地。

  筼筜湖治理的“20字方针”与联合国刚刚颁布的《生态系统恢复实践指导标准》中的“恢复连续体4R（Reducing减压、Removal去除、Rehabilitation修复、Restoration恢复）方针”高度契合（见下图）。其中，减压是指减少污染等负面环境和社会影响，即“截污处理”；去除是指去除污染物和其他威胁，即“清淤筑岸”；修复是指修复生态系统功能，即“搞活水体”；恢复是指将生态系统恢复到与未发生退化时的旁边的环境一致，即“美化环境”。而“依法治湖”是海湾生态系统恢复过程得以持续的保障。

  借鉴筼筜湖治理经验，厦门于2005年启动了五缘湾整治，拆除2座海堤，引入海潮自然过程。同时，对3公顷栗喉蜂虎繁殖地设立护栏围挡，严格实行保护区域全封闭式管理模式。在五缘湾生态恢复设计中，厦门还充分的利用自然资源及相关元素，在繁华的都市中营造世外桃源，并使其成为城市中心的疗愈景观。

  此外，厦门坚持以海湾为单元实施“一湾一策”，陆续开展了杏林湾、海沧湾、同安湾、马銮湾等海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多赢。厦门对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也吸引了许多高精尖企业入驻，促进了产、城、海的高质量发展。

  多渠道整合资金，多路径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厦门市财政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海绵城市六大体系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另外，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如采用 PPP（公共私营合作制）投资模式、特许经营模式、提供绿色信贷、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等。厦门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化参与、政策性银行及保险业支持等措施，构建了具有厦门特色的资金整合模式。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亚洲中心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自评估工具，对厦门实践案例进行了评估，如下图所示：最外边的多边形代表100%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绿色多边形代表厦门实践。36年的厦门实践，使其在应对社会挑战、整体系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包容性治理水平、多种ECO服务之间权衡、适应性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8个方面均有高能表现，评估结果得到80分，为全球生态治理树立了标杆。

  完备的规划体系及其整体管控指引并促进了生态保护修复。厦门建立的战略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海绵城市等专项规划都是中国首批试点城市规划。厦门实践完备的空间规划体系、明确的底线约束与高线目标以及对城市空间格局和空间结构形态的准确把握，有效协调了多种利益，并提出了整体控制对策，有力地指引了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方向，使其实践项目在子项目尺度、湾区和流域尺度、城市区域等所有尺度上都能正向演替，持续提升了ECO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高水平的生态修复治理目标可汇集各方力量并推进生态保护修复。“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认为，生态系统恢复旨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及完整性和人类福祉的顶配水平恢复。厦门将其生态治理的目标定位为“要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走前列、作示范，打造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该目标是顶配水平的恢复，符合厦门国际生态城的定位，有利于汇聚各方力量，少走弯路。

  将本地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可更好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发展。厦门实践将当地社区置于生态恢复的核心，从山区茶叶扶贫模式，到采石场变现代化软件园的资源开采向知识创造转变模式，再到五缘湾治理的疗愈景观，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有乡愁、有青山、有烟火。

  注重生命共同体关系的生态保护修复可助力ECO更为持续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厦门基于从山顶到海洋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海一体化视角，考虑和利用ECO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海上的问题与陆地紧密结合，并管理生态系统服务的气候风险，确保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效益且使其最大化，让高水平保护促进了高质量发展。

  （作者：罗明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亚洲中心常务副主任；拉斐尔·格莱梅特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域办公室水和湿地高级项目官员；张琰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代表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