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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传武无暇顾及这些，海拔4300多米的高原上缺氧，他呼吸困难。战机马上就要临空投弹。像往常一样，每到这样一个时间段，他呼吸就变得急促起来，像就要跃出战壕冲锋的战士。

  听到战机破空呼啸的声音，接着就是一声巨响。刘传武连忙下坡，奔向坡下没有熄火的越野车。人刚上车，司机一脚油门，车向着靶场方向急驰而去。

  某型制导炸弹正中预设“阵地”。目标有的被炸得稀碎，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完全变形。数据采集完毕，刘传武给出结论：“目标被完全摧毁。”

  刘传武是空军研究院某研究室副主任。这个研究室主要负责航空弹药从“生”到 “死”全寿命周期科研业务工作。按该室主任孙桂领的说法：“除立项不管，其他都管。”

  航空弹药有多重要？该室的研究员都清楚：“飞行员前期所有准备就为了最后这一下子，确保弹药突防、命中和有效毁伤，责任比天还大。”

  航空弹药从“出生”到“使用”要经过论证、试验、列装、维护、保管等很多环节，每个环节都必须一一抠实，无论哪个环节都关系到“临门一脚”能否“一击必中”。

  多年来，该室的研究员们一直在为达成弹药“一击必中”“完全摧毁”目标而奔跑。航空弹药类型在增加，他们的工作量也在翻番。尤其在军队调整改革大潮推动下，他们直面空军备战打仗科技需求，变压力为动力，在赶路中突破，在坚持中超越，“跑”出了新速度。

  生活中，他们是普通人。郭华去国外执行任务时女儿才一岁，由于时间长，她每隔几天就躲出宿舍给女儿打一次电话，怕见面时女儿不认识她；孙桂领每次受领任务，都把告知妻子的时间选择在临出发前，为的是让她尽量少忧虑一会儿；游培寒去海上执行任务，每次都吐得一塌糊涂，至今坐小艇仍心里发怵……但一旦任务在肩、使命召唤，他们就立即挺身而出、毅然向前。

  党的十九大报告说明，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在这方面，他们是一马当先的践行者。白天，他们可能在高原、海上、大漠、戈壁，在需要的任何地方执行任务；晚上，当人们沉沉睡去，他们仍在灯光下，保持着“赶路”姿态，在科研的最前沿苦苦登攀。

  星光不问赶路人。赶路，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都觉得一切都很平常，觉得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他们是赶路者、探索者、开拓者。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团信念之火在燃烧。他们坚信，在科技强军新征程上，总有一些梦想值得全力以赴。

  在现役科技干部强力带动下，几名文职人员也很快加入到“赶路”的行列和团队中。张玉飞摄

  繁华都市，营院挺大，绿化也好。最主要的是，偌大营院，竟然看不到几个人影。

  陈鑫以前在大山深处的某场站工作。转改文职时，他权衡很久之后选择了这个研究室，“当时就想着，研究室会轻松一点。”

  现在陈鑫不这样想了，也没时间想。以前，他常用的工作方法是一件事干完再干另一件。现在，他每天手上都有好几项工作在同时推进，时不时还有别的临时工作。最让他吃惊的是，一开会，其他研究员讨论的问题或课题，有些他根本插不上嘴。他本能地意识到：“必须抓紧时间学。”

  一段时间过去后，他也明白了营院里人少的原因：“三分之二的研究员在外面出差。”

  “下部队多、出差多、节奏快，这是常态。”室主任孙桂领和记者说：“去年平均每人出差都在100天以上，有些研究员，像高工豆仁福，出差时间超过180天。”

  豆仁福是研究室指定帮带陈鑫等几名新转改文职人员的“老师”，担负着新型弹药需求论证、使用研究等工作。一起出过几次差后，陈鑫对这位“老师”平添了几分敬意。

  晚上坐夜车到目的地，放下行李就打开电脑，一直忙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接着开一整天会。刚开始时，陈鑫以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但很快他就发现，每次出差都是如此。好几次，陈鑫一觉醒来，发现豆仁福房间里灯还亮着。“您精神咋这么好？”“这项工作每个环节都关系到导弹性能，时间要求又紧，得非常慎重才行。”很多次，豆仁福都这样说。但有一次，豆仁福的回答不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脚步加快了，是因为心中有了远方。”

  那一年，某型弹药打靶失利。孙桂领带领专家组成员立即着手调查原因。陈鑫也在场。查看现场情况，调取影像资料，分析研究讨论，每天一忙就到下半夜。为什么这么拼？“备战打仗不等人啊！”那一段时间，陈鑫猛地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夜猫子”。

  任务结束复盘时，孙桂领说：“这次任务高效完成的原因之一，是大家把自己调成了‘赶路’模式。”听到这句话，陈鑫心中“咯噔”了一下。

  另一个画面里，靶船瞬间被强力撼动，烟焰顿起。爆炸过后，靶船船体被洞穿，海水不断涌入……

  身处研训现场，看着这些画面，陈鑫突然觉得，自己竟然和“使命”“事业”这些词离得这么近。“更好的时代等待更好的你。”陈鑫对自己说出这句话时，脑海中突然就有了“远方”的定义。

  海浪拍击崖岸声、掠过岛屿的风声，弥漫的潮气、肆虐的蚊子，陌生环境带来的不适感，似乎全透过旧营房玻璃已被震碎的窗口灌了进来。没有水，没有电，无另外的生活条件，所有人那一夜都没有睡着。

  刘传武依旧是觉得值。当天乘船上岛，就没有时间采集数据。若选择第二天前往，在第二轮导弹发射前，还是只有少数时间。何况，万一碰上恶劣天气了呢？错过这轮数据采集，完整的数据链条就“少了一环”。对正在争分夺秒“赶路”的研究员们来说，他们没办法容忍“不完整”的数据链条。

  从老一辈研究员那里，刘传武他们了解了“赶路”的意义：胜败之争、生死时速，只有“赶路”没有退路。

  和前辈们相比，刘传武觉得，“新一代研究员要幸运得多。”在不长的时间里，航空制导武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们有更广阔的天地发挥作用。

  国家经济实力变强，前辈们打下基础，往前奔就行了！孙桂领以前也认为，这就是“赶路”的正确打开方式。但现实让包括他在内的新一代研究员认识到，还需要“低头看路”。

  一次，某型导弹实射，大家对这款“看着长大”的导弹很有信心。但实射时，导弹并没有正中靶标，而是贴着靶标，从上方掠过。生产厂商一头雾水。虽然原因很快查明，问题得到纠正，但研究室上上下下都被这盆“冷水”泼醒：绝不能让这种情形再次出现。

  再宽的路，也要先把脚下每一步踩实。由此，这成了研究室上上下下的共识。为弹药建立健全“健康卡”、为失利导弹“把脉治病”、变一次“得病”为集体“防治”……尤其是新型导弹需求论证和毁伤效果评估等工作赋予该研究室后，“数据为王”几乎成了撬动一切工作的关键。

  哪儿“路”难走，就在哪儿用心。该研究室加强了战训信息中心建设，组织精兵强将，对历年来发射失利的原因做多元化的分析梳理，有明确的目的性地提出改进建议。同时，深度融入大项演练，结合研训不断扩充数据积累。

  长期的“把步子踩实”，让研究员们对数据格外敏感。一次，上级组织专题总结会。一个生产厂商为证明某型导弹精度高，给出了一组数据。已是研究室副主任的刘传武，立即意识到这组数据是对另一种条件下数据的误用，当场给予订正。刘传武说：“如果在错误数据基础上改进导弹，后果将不堪设想。”

  博士毕业工作至今，随着单位科研工作重心的调整，游培寒不断适应新的要求，加强专业相关知识学习。这么多年，游培寒一直很拼。

  那次出国学习，上了飞机，游培寒就翻开一本专业书。八九个小时航程，除了用餐，他的目光几乎没离开手中的书。对此，他说：“飞机上读书，没人打扰。八九个小时，如果不读书，就浪费了。”

  抓住点滴时间提高个人，使游培寒业务水平提升很快。学霸、兵器谈判专家、建模高手……一路走来，他有了不少响亮称谓。

  同事说：“这是培寒拼出来的。”能拼到哪种程度？一位同事用游培寒说过的话为证：“最累时也要把右脚挪到左脚前头。”

  那一次，为某型导弹建模，所有程序都写完了，但始终调不通。从前到后，游培寒把有几率发生问题的环节捋了好几遍。“没错呀”，他百思不得其解，开始了“闭关”：吃饭、睡觉没了时间点，想不起有没有刷牙洗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游培寒说，“那一段时间，有点像径赛选手被人一把拉住了，甩不脱，眼睁睁地看别的选手往前跑。”

  家里人劝他散下心，他也的确出了家门。5分钟后，他已身在实验室，“脚根本不听脑袋使唤”。

  又是下半夜，又是劳而无功。往家里走时，他觉得每一步都迈得很吃力，有虚脱的感觉。

  游培寒没想到，“关节”会以那种方式打通。凌晨两三点时，他突然醒来，就有了主意。对被惊醒的爱人，他说“我去趟实验室”。爱人睡眼蒙眬中帮他找到鞋子，心疼地嘀咕了一句：“你真是疯了！”那次，他起身下楼又上楼，调了一下程序，居然通了！

  “不仅仅是培寒，每个‘赶路’的研究员都有这样的时刻。”孙桂领和记者说，“任何一个人都选择坚持。”

  郭华决定由翻译向研究系列转型时，女儿尚小，单位工作也多，手上还有一些尚未结题的研究课题，出差频率很高。但再三考虑，她最终下定了转型决心。一次，女儿发着烧。临走之前，郭华把女儿最喜爱的图画本和笔递到她手里。女儿头上贴着退热贴，懂事地向她挥手：“妈妈再见。”尽管小手在挥动，郭华还是从女儿眼神里读到了不舍与挽留。走到门口，她眼泪流了下来。

  和游培寒同一所大学毕业，同样是本硕连读，同样进了空军研究院，刘传武也同样拼劲十足。

  他在学校时主攻雷达专业，现在负责弹药毁伤效果评估。为摸清底数，这么多年，他在高原上抡过大锤，曾多次忍着强烈眩晕爬上与小艇甲板有两三米落差的靶船，曾在一年里4赴高原靶场，“海拔高的地方，成群的野驴就在车旁边跑”。

  武器装备性能提升的关键是技术提升。他深知这一点，在研究怎么样把航空弹药使用好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到攻克关键技术上。为了将某项创新技术用于提升雷达的抗干扰性能，他和研究团队十年如一日，挤出点滴时间奋战在实验室。“凌晨两三点下班”成了他的常态。参与研究的部件被应用于某新型雷达后，他又立即把目光投向部件的小型化……

  “对上级安排的工作全力以赴，对新领域探索不遗余力。”孙桂领和记者说， “任何一个人都在尽量多干。”

  苏玉飞经常会问自己：“我的工作对空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有多大？”作为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他常通过自省来优化工作效率。每次给飞行员讲课，他都想倾其所有，飞行员也听得意犹未尽：“讲课时间再长一点就更好了。”苏玉飞总这样想：“把导弹实射研训的案例讲给大家，让飞行员有所借鉴，更好地完成‘临门一脚’，我们存在的意义不就在于此么！”

  苏玉飞可能没意识到，让导弹管用和性能领先，已成为他们这一代研究员的使命。

  豆仁福负责新型弹药需求论证工作。哪个厂家弹药性能好，有关部门会听取他的研判。厂家预研花费较大，肯定不愿合同旁落。因此，说实话的豆仁福时常“挨骂”。但下一次，生产厂商听到仍是豆仁福当“裁判”，都竞相拿出更高的研制标准。对此，豆仁福说：“不站在技术制高点，不用严谨公正的尺度去衡量，就没法驱动生产厂商一起快速创新发展。”

  “不是哪一个人，这个时代的我们都在赶路和成长。”如今已是研究室副主任的郭华说，在一次导弹实投中，导弹将靶标摧毁，但一番分析后，她还是给出“未命中”的结论。面对这一结论，飞行员据理力争。复盘时，郭华专门将飞行员请了过来，一帧帧地给他回放不同角度的视频，让他看到，虽然靶标被毁，但弹着点在侧下方，的确有偏差。“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未来战场上一击必中。”飞行员这才明白他操作上的确有失误，表示回去后会讲给其他战友，不再发生同样问题。

  苏玉飞遇到难题时，会打电话给单位的“前辈”。他没想到，这些已退休的前辈也在“奔跑”。刘恒春曾担任总工职务，去年退休。这阵子，他又从游培寒这里借走了《反辐射弹》《导弹飞行力学》两本书，他前后已借走五六本专业书，以前搞飞机总体设计的刘恒春，显然开始了自己的新长征。

  从围绕航空弹药使用、保障提供技术指导，到对弹药全生命周期的介入，研究员们赶路的步幅更大。

  那一年，他们再赴高原。在内地，天气回暖，人们已换上夏装。而在高原上，刘传武和战友，还裹着厚厚的大衣。当一枚枚精确制导导弹破空而来，精准击中靶标时，雪中的他们热情相拥。雪山、红旗、弹坑……面对这些，有人提议：“我们唱首歌吧！”当《歌唱祖国》的歌声在空阔的高原上响起，刘传武能感到，那种神圣、庄严、强大、自豪的感觉在心头强劲涌流。

  采访到一半，豆仁福接了个电话，告诉我说：“有件事得去处理一下。”说完就走了。

  当时的我已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因为，这次采访大都是在他们的工作间隙完成的。有人刚从外地赶回来，有人马上又要出发。

  那次安排的采访时间是14：30。当时，赶上堵车。到营区后，我提出先去实验室看看。进采访室时已是15：20，张乃镇高工正在平板电脑上忙碌，一问才知道，下午他就要出差，正赶写一份报告。

  这个研究室的人性格都很“直”。采访游培寒时，我猜测他的名字是出自“梅花香自苦寒来”。培寒直接给否了：“我哥6月生，叫游冰峰，我爸想让我陪我哥，就叫我陪寒。现在这个‘培’字是我后改的。”当时隔着会议桌坐，遇到人名我要核准时，游培寒就会绕一大圈走过来，说：“我给你写一下。”

  有啥说啥，不会拐弯。这好像是这些研究员的共同特点。但当我认识到，这些特点是他们平时工作作风的延伸时，立即生发出对他们的另一种敬意。

  ——给空军领导汇报工作，直言布局中的不足与短板；与生产厂商打交道，在参数指标上他们有一说一，毫不偏袒和退让；评估导弹性能，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与飞行员交谈时，他们既肯定成绩，又敢“泼冷水”。可以说，正是这种在科研上的“走直线”“不变通”，奠定了该室科研工作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根基。

  为给报纸提供配图，他们打开图片库。数千张照片里，几乎全是数据和资料图片，有人像的很少，有也是在现场忙碌的侧面照。

  游培寒说他喜欢读《平凡的世界》，尤其对孙少平背砖爬坡那一段印象最深——“啥东西都不存在了，思维只集中在一点上：向前走。”他还说，“在这一点上，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不会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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